东宫，书房。
太子赵承正坐立不安地来回踱步，俊秀的脸上写满了紧张与期待。
他已经将那篇凝聚了他数日心血的文章，以“求索居士”的化名，投递给了《大景旬报》。
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，不以“太子”的身份，而是以一个普通“学子”的身份，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这声音，或许微弱，但却承载着他想要变革的决心。
他不知道自己的文章会不会被采纳，更不知道它会引发怎样的波澜。他既害怕石沉大海，又害怕掀起惊涛骇浪。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，让他备受煎熬。
三天后，最新一期的《大景旬报》送入宫中。
赵承颤抖着手，展开了报纸。
当他看到头版头条那醒目的标题时，他的心脏猛地一跳，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瞬间沸腾了！
《论格物与诚意之辩》！
署名——求索居士。
他的文章，被刊登了！而且是作为最重要的头版文章！
苏老夫子显然对这篇文章极为推崇，不仅一字未改，还在文章前面亲笔写下了一段按语：
“老夫阅稿无数，未见有如此文者！其文，引古论今，鞭辟入里，振聋发聩！此文一出，可为我辈新学之张本，可为天下学子之明灯！愿与天下士人共赏之，共勉之！”
极高的评价！
赵承看着这段按语，只觉得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，眼眶都有些湿润。
这是他第一次，因为自己的学识和思想，而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份，得到了如此纯粹而崇高的认可。这种成就感，远比他过去得到的任何赞誉都要来得珍贵。
这篇文章，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在京城的读书人圈子里，掀起了滔天巨浪。
文章的切入点极为巧妙。它没有直接鼓吹“新学”，而是从儒家经典《大学》中的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入手。
文章首先肯定了“诚意正心”的重要性，稳住了传统儒生的基本盘。然后话锋一转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若不“格物致知”，何以“诚意正心”？
文章犀利地指出，当今天下士人，空谈心性，将“格物”束之高阁，视其为“末技”，导致“知”与“行”严重脱节。读书人于田亩之事一无所知，于工匠之术嗤之以鼻，于算学物理视为玩物丧志。如此闭门造车，所谈的“诚意”，不过是空中楼阁；所修的“正心”，不过是自欺欺人。
接着，文章将矛头直指李淏的“实学”。
它将水泥、蒸汽机、望远镜等“奇技淫巧”，解读为“格物”的最高成就。论证了正是因为李侍郎穷究了土石之理，才有了“定国基石”；穷究了水火之理，才有了“蒸汽机”；穷究了光影之理，才有了“千里眼”。
文章最后得出结论：李侍郎所行，非但不是离经叛道，反而是真正践行了“格物致知”的圣人之道！而当今天下士人，若想真正做到“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”，就必须放下身段，走出书斋，去向天地万物求索真知，去向生产实践学习道理！
这篇雄文，逻辑之严密，论证之精彩，引用之精当，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为之震撼！
京城的各大书院、酒楼、茶肆，瞬间变成了辩论的战场。
支持者，多为年轻学子和一些思想开明的官员。他们本就对李淏的实学心生向往，这篇文章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武器。他们奉《格物与诚意之辩》为圭臬，高呼“求索居士”乃是当世大儒，是新学的旗手。
反对者，自然是王嵩一派的守旧势力。他们怒斥这篇文章是“歪理邪说”、“为奇技淫巧张目”，是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儒家的道统。
王嵩的门生们，纷纷提笔，想要撰文反驳。
可当他们真正落笔时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无从下手。
这篇文章太“贼”了。它通篇都在引用儒家经典，你骂它离经叛道，它就用孔孟之言来反驳你。它的逻辑环环相扣，无懈可击，你根本找不到任何破绽。
几个自诩为京城名士的大儒，绞尽脑汁写了几篇反驳文章，投递给京城其他的几家小报。可文章一刊登出来，立刻就被《大景旬报》的拥趸们批驳得体无完肤。
两相对比之下，反而显得这些大儒学识浅薄，逻辑混乱，成了“求索居士”的垫脚石。
一时间，“求索居士”在京城名声大噪，甚至有人将他与苏老夫子并称为“新学二圣”。
皇宫，御书房。
景帝也看到了这篇文章。当他看到“求索居士”这个署名时，先是一愣，随即，他一眼就认出了那熟悉的笔迹。
那是他看了二十年的，太子的笔迹。
他没有出声，只是将报纸仔仔细细地读了三遍。然后，他默默地将报纸折好，郑重地放入了一个金丝楠木的盒子里，与他最珍视的一些奏折放在了一起。
他的脸上，露出了许久未见的，发自内心的欣慰笑容。
他的儿子，长大了。
而在皇陵工地的帐篷里，李淏正躺在摇椅上，听着赵铁柱一字一句地给他念著这篇搅动了满城风雨的雄文。
赵铁柱念得是眉飞色舞，手舞足蹈，仿佛这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