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得知营业税后闹出事情来。
他对此哂笑一声，问道：
“以你估计，苏州的商税能收多少？”
“能达到苏州田赋的几成？”
王文政知道皇帝注重数字，不敢胡言乱说，思量了一会儿才说道：
“苏州商贸兴旺，至少能达到田赋的两成。”
“估计能徵收到二三十万两银子。”
朱由检估摸著这个数字，又问王文政道：
“苏州折银的標准是多少？”
“二百万石田赋能折合多少银子？” 王文政道：
“以前折银的標准有高有低，平均接近五钱。”
“曹巡抚和张先生商议的，是按一石米五角计算。”
“所以二百万石米，能折合一百万元。”
“如今苏州米价高，经常在七角以上，甚至能达到一元。”
“曹巡抚估计除了刚分到田的僱工外，大多数人会选择纳银。”
“估计苏州能收到七十万两银子，六十万石粮食。”
“苏州漕粮七十万石，曹巡抚打算外购补上这十万石，寇知府则认为应该让三百亩以上的地主纳粮。”
江南这块地方，如今种植经济作物的更多，早已不是国初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的时候。
现在江南的粮食都依靠湖广，很多人是从湖广外购粮食，才能交上赋税。
所以江南的人当初对一条鞭法很支持，因为他们能直接缴纳银两，而非买粮交上去。
如今朝廷允许纳粮、纳银自便，在粮价高昂、折银標准却较低的情况下，他们自然会选择纳银，而非缴纳粮食。
朱由检想著这件事情，对此皱眉不已。以他本心来说，是想多收些粮食的，因为这才是朝廷最重要的物资。
但是粮食从江南运过来损耗太大，远不如银子可以从帐户上直接划过来。
所以他考虑一番之后，还是道：
“罢了，就按这个標准吧！”
“以后以当年粮价下浮一两成確定折银標准，每隔三五年审议一次，由当地议会决定。”
“这几年就按五角一石，苏州需要起运的二百万石田赋就是百万元。”
“如果能徵收到二十万两商税代替，田赋可以下降到八十万元、也就是一百六十万石。”
“以每亩平均纳粮二斗五升计算，需要615万亩，这个田亩数字应该能清丈出来。”
“就算按新度量衡纳粮，也能交上一百六十万石。”
“朕就遂了他们的意，用新制度量衡重新丈量田亩。”
“具体能量出多少、徵收多少赋税朕不管，但是苏州起运朝廷的赋税，不能低於二百万石。”
命王文政按这个意思让杨景辰写票擬，再批红给曹文衡发过去。
他对江南是有些放任的意思，只要能交上赋税，別的不想多管。
——
苏州，曹文衡收到朝廷的回覆后，心情很是愉悦。
本来他已经做好了按新制度量衡丈量土地后，把每亩平均赋税提高到三斗的打算。
没想到皇帝如此通情达理，把苏州的田赋又降低了一些，只是要求用工商税补上去。
如此一来，原本苏州士绅製造的民眾和官府矛盾，便转移为农民和工人、商人的矛盾。
尤其是营业税主要来源的商人，成为这个措施的主要受害者。他们不上缴足够赋税的话，別说苏州官府不答应，苏州农民也不会同意。
想到那些经商的士绅家族，曹文衡心情愉快地道：
“来人，请南京太府寺的人过来，商討太湖巡阅府税务司组建事宜。”
“太湖流域要按朝廷要求实行一税制，让每一艘缴纳赋税之后，都能畅通无阻。”
这是按朝廷的要求做事，同时也是为徵收商税做准备。
之所以不单单在苏州收，而是选择整个太湖流域。是他担心今年在苏州可能收不到二十万，需要其它地方的税银补上去——
作为江南的货物集散中心，很多在苏州的商人都不是本地人。不从整个太湖流域收，苏州的商税很可能收不上来多少。商人们会逃出苏州，以便规避赋税。
不过在以水运为主的江南，他们再逃也逃不出太湖流域。曹文衡对皇帝设立太湖巡阅府极为佩服，认为確实应该以此划分区域徵税。
他这个新兼任的太湖巡阅使，会让世人知道这个职位的利害。
巡抚衙门发生的事情，很快就被传了出去。
在知道朝廷又一次降低赋税，只要求起运一百六十万石田赋、其他四十万用工商税补上后，苏州的农民一阵欢腾，对皇帝感恩戴德不已。
苏州的商人则是坐蜡了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老老实实缴纳营业税。如今却不缴也得缴，否则苏州农民会首先针对他们。
甚至，现在就有农民骂苏州商人，认为他们为富不仁、一直在偷漏赋税：
“这些狗娘养的，一个个如此豪富，养著豪奴美婢。”
“交的税却那么少，还不如种地的我们。”
“我看那些店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