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兵退出后，赵在礼独自坐在黑暗中，很久没有动弹。他想起自己这些年来南征北战的岁月，想起战死在黄河边的同袍，想起庄宗当年在魏州起兵时的豪言壮语。那时候他们以为跟着这样一位英主，能开创一个太平盛世。可如今呢？
他的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那柄宝剑上。那是庄宗亲手赐给他的，剑鞘上刻着一行字——“忠勇可恃”。
赵在礼忽然笑了一声，但那笑声里没有半分欢愉。
三天之后，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点燃了这堆已经浇满油的干柴。
那天午后，银枪军左厢军几个军士出营采买，在集市上与监军府的两个仆从发生了口角。起因很简单：监军府的仆从仗势欺人，强买一个老农的柴火不给钱，军士们看不过眼，上前理论。仆从们不但不怕，反而率先动手，抽出腰间的鞭子劈头盖脸地抽过来。
军士们挨了几下之后，积攒了两年多的怒火终于炸了。
刘大锤当时就在场。他一把夺过鞭子，反手就是一记耳光，把那仆从扇得原地转了三圈。其余军士一拥而上，把两个监军仆从打得鼻青脸肿，扔在了集市口的泥地里。
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城。一个时辰之内，银枪军左厢军全营哗变。愤怒的士兵们操起刀枪，冲出营门，直奔监军府而去。
史彦琼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午睡，吓得从榻上滚了下来，连鞋子都来不及穿，光着脚从后门逃走，一口气跑出了邺都城，藏进了城外的一座破庙里，瑟瑟发抖直到天黑。
赵在礼闻讯赶来时，几千名哗变士兵已经把监军府围得水泄不通。火光冲天，喊杀声震耳欲聋。他站在街口，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场景，知道大势已去。
一个部将凑过来问：“将军，怎么办？要不要调兵弹压？”
赵在礼沉默了很久，久到部将以为他没听见。
“晚了。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，“这把火，从两年前陛下许诺重赏却食言那天，就已经点着了。后来天下大饥、粮饷不继、苛税盘剥，等于是往上头一捆一捆地添柴。史彦琼这个蠢货呢，又在上头浇了一瓢滚油。”
他转身望向洛阳的方向，夜风把他的战袍吹得猎猎作响：“回去告诉弟兄们，不必弹压了，随他们去吧。这把火既然已经烧起来了，总得烧个干净才能罢休。”
那天夜里，邺都易帜的消息传遍了魏博六州。各地的驻军纷纷响应，局势如雪崩一般不可收拾。
一个月后，消息传到洛阳。庄宗李存勖坐在他那座金碧辉煌的大殿上，面前是堆积如山的告急文书。他呆呆地望着殿外铅灰色的天空，忽然问身边的内侍：“朕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”
内侍跪在地上，不敢回答。
而千里之外的邺都，赵在礼被哗变士兵们推举为首领。他站在城头，望着城外浩浩荡荡的叛军队伍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知道，这场兵变不会就此结束——它只会是大乱的开端。
果然，数月之后，庄宗派来平叛的大将李嗣源，在兵至邺都时，被部下哗变将士拥立为主。李嗣源本无反意，却已身不由己。乱军裹挟着他，掉头杀向洛阳。
历史的车轮一旦开始转动，就再难停下。
同光四年四月，洛阳兵变，庄宗李存勖死于乱军之中。李嗣源入洛阳，即皇帝位，是为后唐明宗。
那支曾经帮他打天下的魏博银枪效节军，最终也成了他覆灭的起点。
司马光说：
夫庄宗之失，不在兵变之时，而在重赏轻诺之际。以伶人为监军而制虎狼之师，犹抱薪救火也。军士饥寒，而伶人衣锦；士卒无饷，而宫室日新。上下离心如此，虽有善战之兵，安得不败？故曰：信不可失于匹夫，何况于浴血之军士乎！小信不守，大祸必至，可不戒哉！
作者说：
讲这个故事，我想说的不只是“说话要算话”这种老生常谈。我想聊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——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聪明人，偏偏在最简单的道理上栽跟头？
李存勖绝不是蠢人。他二十岁继承晋王之位，面对的是朱梁王朝这个庞然大物。他用了十五年时间，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它干翻了。他的军事才能之卓越，连对手都不得不服气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战无不胜的人，在灭梁之后却像换了个人，迅速从一代英主滑向昏君，前后不过两三年。
问题出在哪里？我的看法是——他陷入了“胜利者的认知陷阱”。
当你连战连捷、最终夺取天下之后，你会产生一种错觉：既然我能凭借军事才能夺得天下，那我过去的行事方式一定都是对的。于是你不再反思，不再自我怀疑，你把自己当成了真理本身。许诺不兑现？没关系，反正军队还是听我的。克扣粮饷？没关系，反正将士们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宠信伶人？那是我个人爱好，谁敢说三道四？
在这种心态下，一切都在滑落，但他感受不到。因为他周围的反馈系统已经失灵了——伶人只会说好听的，近臣只会报喜不报忧，真正敢说真话的人要么被疏远，要么选择了沉默。
这让我想起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