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的谈判更激烈。
汉东又退了一步：前三年六四，后三年五五，再往后看情况再议。
汉江这边咬死了不鬆口：“五五可以，但指標也得跟著分。
gdp、固定资產投资、就业人数，都得按比例算。
不能光让我们扛责任，不分我们政绩。”
汉东有个处长忍不住笑了：“你们要gdp？
这玩意儿也能分？”
“怎么不能分？”
孙处长把一份文件拍到桌上，“国家发改委有文件，跨省產业协作，可以探索双向统计。
你们那边是没这个需求，我们这边可是实打实需要。
就业算我们的，环境压力算我们的，结果gdp全算你们头上，我们跟省里怎么交代？
跟老百姓怎么交代？
说我们给汉东当了下游，gdp都归人家了？”
老陈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点欣赏。
“小孙，你行。
就这么定。
gdp、固投、就业，全按比例分。
写进协议里。”
第三轮，谈配套政策。
这一轮反而是最细碎的，也是最磨人的。
汉东这边一条一条提要求：“你们那边的路，必须今年年底前通车，不能等项目建好了路还没修通。”
汉江这边立刻记下来，然后反问：“可以。
但你们承诺的订单，要写进协议里。
第一年採购多少，第二年採购多少，要有硬指標。
不能我们把人招好了、机器调试好了，你们说市场变化、订单取消。”
汉东：“那得看市场情况。”
汉江：“那就別怪我们配套跟不上。
路我们可以修，电我们可以通，水我们可以接。
但企业落地之后没订单，工人发不出工资，到时候闹事的是我们汉江的政府大院，不是你们汉东的。
这风险我们扛不起。”
两边又僵住了。
最后是老陈出的主意：“这样，订单不写死数，写个区间。
下限必须保证，上限看市场。
达不到下限，我们补。”
汉江那边商量了一会儿点点头。
接著是环保。
汉东提要求：“环评要提速，不能拖半年。”
汉江直接拿出方案：“可以。
我们搞並联审批，环评、安评、能评同时推进。
但有一条——你们得保证来的企业是清洁生產，不能把污染重的环节转过来。
要是发现有企业在我们那边偷偷排污，別怪我们翻脸。”
汉东的代表愣了愣。
“这是自然。
咱们都是为了老百姓，谁也不想家门口多条臭水沟。”
最后是用工。
汉江把难题摆出来：“我们那边年轻人出去打工的多，留在本地的少。
你们企业去了，招工问题怎么解决？”
汉东想了想：“我们搞定向培训。
企业提前下订单，你们组织人，我们出钱培训。
培训合格就上岗。”
汉江追问：“培训期间工资谁发？”
“培训期间算实习，企业发生活费。”
“多少？”
“按当地最低工资標准。”
汉江摇头：“太低。
年轻人等不起。
要我说，培训期间就按正式工的一半发，企业出七成，我们补三成。
这样人能留住，企业也能招到合格的。”
汉东那边交换了个眼神，点点头：“可以。”
一条一条，磨了整整两天。 最后签协议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三天的深夜。
会议室里烟雾繚绕，所有人脸上都带著疲惫，但眼神里也有点说不清的东西——像是较劲之后的释然，又像是终於把一件事办妥了的踏实。
老陈签完字，把笔往桌上一放，看著孙处长：“小孙，咱们今天吵归吵，但有一条我心里清楚——你爭的那些，不光是为你自己，也是为你们那边的老百姓。”
孙处长揉了揉发酸的眼睛，笑了笑：“陈主任，您拍桌子的时候我也明白，您爭的也不是给自己爭。
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好。”
俩人握了握手。
五月中旬，框架方案基本成型。
高育良拿到方案，从头到尾看了三遍。
然后他拿起电话，打给林惟民。
“林书记，方案差不多了。
您什么时候有空，我跟您匯报一下。”
林惟民说：“下周一来吧。”
五月十九號，汉东省委会议室。
林惟民、沙瑞金、高育良三个人，围著那张长条桌坐著。
桌上放著那份框架方案，厚厚一摞，五十多页。
林惟民没有急著翻。
他看著高育良。
“你说说，核心是什么？”
高育良把方案翻开，指著第一页。
“核心就八个字：龙头带动，链式转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