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22日，延安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派主任赴渝的决定。当天下午，先生的亲笔复电发往山城。
电文很短：“特先派主任同志前来晋谒。”
收到这份复电时，奇兵正在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。当侍从室主任陈不累念出电文内容时，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。
然后，奇兵嗤笑了一声。
“主任来了又如何？”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不屑，“没有先生亲至，谈不出什么结果。这是共和在试探我们的底线。”
会议室里坐满了国民党高层。何应亲、陈程、白崇溪等军方将领，戴利、毛人风等情报系统负责人，还有张裙、吴铁成等政界要员。李宇轩坐在奇兵右手边，手里照例夹着一支烟。
“奇兵说得对，”戴利立即附和，“共和这是在玩缓兵之计。派主任来，既显示‘诚意’，又不必让先生涉险。等我们大军部署完毕，他们想谈也没资本谈了。”
但陈不累有不同看法：“共和此举甚为狡猾。先遣副手摸底，既显‘团结诚意’，又能避免主帅陷入被动，倒是老成谋国的做法。我们不可小觑。”
何应亲拍案而起：“什么老成谋国？这是赤裸裸的缓兵之计！主任来了，我们就把谈判拖下去，谈它三个月、五个月！等我们大军在华北、华东部署完毕，再谈‘政令军令统一’，到时候由不得他们不从！”
这位素以强硬着称的将领，脸上满是杀气。抗战期间，他与共和多次摩擦，积怨已深。
会议室里顿时议论纷纷。主战派和主和派，务实派和理想派，各方意见激烈碰撞。只有李宇轩一直沉默着，只是缓慢地抽着烟，烟雾在他脸前聚了又散。
奇兵抬手示意安静。
“主任要来，就让他来。”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，“来了，我们就好好‘招待’。谈判可以谈，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。军队国家化，政治民主化——这是我们的底线。”
他看向李宇轩：“景行，接待主任的事，你来负责。你们以前打过交道，比较熟悉。”
李宇轩点点头：“是。”
“另外，”奇兵继续说，“通知各战区，受降接收工作要加快。尤其是平津、沪宁、江城这些要地，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。”
会议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讨论军事部署、财政安排、国际连络等各项事宜。散会时已是傍晚。
李宇轩没有立即离开。他站在官邸的露台上，看着长江对岸的灯火一盏盏亮起。重庆的夜晚总是来得很快，暮色一降，山城就变成了灯火的海洋。
“景公还没走？”
李宇轩回头，看到张治走了过来。
“文兄不也没走？”
两人并肩站在栏杆前。远处传来轮渡的汽笛声，悠长而苍凉。
“主任到山城，”张治中突然说，“景公打算怎么接待？”
“公事公办。”李宇轩说，“该有的礼节会有，该谈的问题要谈。”
“只是公事公办？”张治看着他，“景公，你我共事多年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。抗战期间，你在第三战区，对他们算是手下留情了。”
李宇轩没有否认：“都是国人，打日本才是正事。”
“那现在呢？”张治间，“日本投降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”
这个问题，李宇轩已经问过自己无数次。他想起那个噩梦，想起梦中两个自己的质问。想起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部下和学生，想起儿子李念安，想起孙子还有未出生的孩子。
“文兄，”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，“你觉得，这场内战能避免吗？”
张治沉默了很久。江风拂过，带来夏夜的闷热和远处市井的喧闹。
“很难。”他最终说，“双方的立场差距太大，信任基础太薄弱。奇兵要的是绝对统一，先生要的是联合政府。这两个目标，几乎是水火不容。”
“但总要试试。”李宇轩说，“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。”
“这就是你主张和谈的原因？”
李宇轩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：“不只是主张和谈，是真心希望和谈能成功。打了14年仗，死了几千万人，老百姓太苦了。”
张治叹了口气：“景公，你有这份心是好的。但政治这东西，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奇兵有他的算盘，先生有他的打算。我们这些人，夹在中间，能做的其实很有限。”
“有限也要做。”李宇轩掐灭了烟，“总比什么都不做强。”
两人又站了一会儿，直到天色完全黑透。张治离开后，李宇轩仍然站在那里。
他想起了1936年的西安，那时他也是这样站在窗前，思考着国家的未来。那时他以为，国共合作抗战，或许能成为民族新生的契机。但九年过去了，当初的期望正在一点点破灭。
“主任。”
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。李宇轩回头，看到一个年轻军官站在阴影里。他认出来，这是参谋总部的一个少校，叫郭儒瑰，平时沉默寡言，但业务能力很强。
“有事？”李宇轩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