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年后还在德国活动，那他的‘失踪’就有两种可能：一是自愿隐姓埋名参与保密项目，二是被限制自由。”
“哪种可能性更大？”封瑶问。
“都有。”徐建国神色凝重，“那个年代，东西德都是情报战场。一个中国核工程师在德国活动，本身就很敏感。”
林静云担忧道：“那你们继续查，会不会有危险？”
“现在是和平年代，妈。”徐卓远安慰她，“我们只是做学术研究，不涉及任何机密。”
话虽如此，但早餐后徐建国还是把儿子叫到书房。
“谨慎点。”他递过一张名片，“这是我老战友，现在安全部门工作。如果遇到异常情况，联系他。”
徐卓远接过名片：“爸，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”
徐建国沉默片刻：“我那个年代，听说过一些事。有些科学家出国后就再没回来，家人得到的信息也很模糊。陆文渊不是个例。”
“但钟教授一直在找他父亲。”
“那是亲情。”徐建国拍拍儿子肩膀，“但有些事，可能不知道比知道好。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——真相不一定美好。”
徐卓远点头：“我明白。但封瑶需要这个答案，她的导师也需要。”
“那就继续。”徐建国难得露出笑容，“你们俩做事有分寸，我放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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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三下午，韦伯先生回信了。
这位德国老人不仅详细回忆了与陆文渊的两次见面，还附上了一张黑白照片——1957年，中德技术交流团在德累斯顿的合影。
照片上二十多人，陆文渊站在第二排左侧，穿着中山装，戴着眼镜，面容清瘦但眼神坚定。他身边站着一位德国学者，照片背面手写着“汉斯·穆勒博士”。
“汉斯！”封瑶指着那个名字，“马克斯教授提到的人！”
徐卓远放大照片。勒大约四十岁，金发，笑得开朗，一只手搭在陆文渊肩上，显得很熟络。
韦伯先生在信中说：“穆勒博士是西德人，但在东德访学。他在反应堆热工水力领域很有建树，与陆文渊合作密切。1958年底，穆勒突然返回西德，此后我再未见过他。有传言说他带走了某些技术资料，但未经证实。”
线索开始串联起来。
“所以情况可能是这样——”封瑶在白板上画时间线，“1957年，陆文渊赴德参与项目，结识汉斯·穆勒。1958年，他提交风险预警报告，但未被采纳，随后发生事故。项目组解散，他被调离。同时，汉斯返回西德，可能带走了某些资料。1959年，陆文渊出现在柏林，此后在德国期刊发表论文……”
“但他最终消失了。”徐卓远接着她的话，“无论是回国还是留在德国，都没有后续记录。”
“除非，”封瑶笔尖停在1962年，“那篇论文是他最后的学术产出，之后他可能……”
她没有说下去，但两人都明白意思。
书房陷入沉默。窗外，北大校园里传来下课铃声，远处有学生嬉笑的声音。阳光明媚的午后，与六十年前那个冷战阴云下的科学家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“我们要去德国。”徐卓远忽然说。
封瑶抬眼：“什么？”
“实地调查。查看原件，走访可能的地点，寻找知情者。”徐卓远语气坚定，“韦伯先生年纪大了，邮件往来效率低。安娜博士虽然热心，但毕竟不是当事人。”
“可我们还在上学……”
“申请短期学术访问。以研究二十世纪中欧技术交流史为课题，完全合理。”徐卓远显然已经思考过，“你的导师会支持，我爸也能帮忙联系德国那边的机构。”
封瑶心跳加速。这很冒险，但也许是揭开谜团的唯一途径。
“而且，”徐卓远握住她的手，“我们一起去。就像之前说的，不管真相是什么，我们一起面对。”
封瑶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忽然笑了：“徐卓远，你真的很擅长说服人。”
“只说服你。”他嘴角微扬。
“那好。”封瑶下定决心，“我们一起申请。不过在这之前——”
她指了指电脑屏幕上那篇论文：“先把这篇翻译完。也许里面还有线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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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日子忙碌而充实。
徐卓远向系里提交了海外研究申请，封瑶则与导师钟教授深谈了一次。得知可能有陆文渊在德国的线索，钟教授激动得手都在颤抖。
“去，一定要去。”他翻出一本老相册，指着其中一页，“这是我父亲出国前拍的全家福。如果……如果真能找到什么，请一定告诉我。”
照片上的陆文渊抱着年幼的钟明德，身边站着温婉的妻子。一家人笑容灿烂，全然不知未来的分离。
“我们会尽力的，老师。”封瑶郑重承诺。
同时，徐卓远开始高强度翻译那篇德文论文。每晚书房灯亮到深夜，封瑶就陪在旁边，整理笔记、核对术语。
一个周五的深夜，徐卓远忽然停下手：“这里有个问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