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洛阳到南京，从北京到西南的群山，从第一块分配出去的地到最后一顶土司的头冠落地。
那些曾让人喘不过气的坎，终究被一天一天的日常磨平了。
那天下午，朱由检没有再看文书。
他难得在书房外的廊下坐了一整个下午，秋日的阳光斜斜地照在青砖地面上。
远处传来街市上隐约的叫卖声，隔着几道墙，像是隔了很久的旧事，声音越来越淡，最终消失在墙角的阴影里。
崇祯三十七年三月，朝鲜使团再次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。
崔世基骑在马上，走在队伍中间。
他已经五十多岁了，鬓角有了白发，但腰板还算挺直。
他上一次来大明，是崇祯十八年。
那时候他三十出头，跟着正使来朝贡，第一次见到北京的城墙，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。
那次回去之后，他常常跟人说起大明的繁华，说起那些宽阔的街道、高大的城楼、络绎不绝的商队。
他在朝鲜讲了好几年，听的人有的信，有的不信，有的只是摇头：“天底下哪有那样的地方？”
这一次，他作为副使，又踏上了这条贡道。
使团从汉城出发，渡过鸭绿江，进入辽东境内。
一过了江，崔世基就感觉不一样了。
这边的官道比二十多年前宽了许多，路面也用碎石和石灰铺过，虽然经过一冬的消融，有些地方还留着没化尽的残雪，但整体平整干净。
路边有驿站，是青砖灰瓦的院子，门口挂着木牌，写着驿名和里程。
每隔一段路就有一个这样的驿站，供往来的人歇脚、换马、打尖。
他们走了一天，在一处驿馆住下。
驿馆里有暖炕，有热水，还备着干粮。
管驿的小吏说话和气，听说他们是朝鲜来的使臣，还多给了一壶茶。
崔世基喝着茶，看着窗外那些正在整修路面的民夫，想起上次来的时候，路上的驿站多半是荒废的，有些甚至只剩下几堵残墙。
而现在，一路都有新修的路标指向不同方向。
“崔大人，您上次来的时候，这儿也是这样吗？”同行的年轻译官问道。
崔世基摇了摇头：“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”
从辽东往南走，路两边的田野越来越整齐。
正是春耕时节，田里有牛在犁地，有农人在弯腰撒种，有人在修整田埂。
最让崔世基惊讶的，是那些地里种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作物。
叶子宽大，藤蔓在地面上蔓延。他问驿站的驿丞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驿丞笑了：“那是红薯。从南边传过来的，产量高，好养活，坡地沙地都能长。种一亩红薯，收的粮食够一家子吃好几个月。”
“从前那些荒地、山坡，种不了麦子稻子的，现在都种上红薯了。有时候收得多了，连猪都跟着吃——村里人拿红薯喂猪，猪长得也快。”
崔世基听了这话，整个人愣住了。
他站在田埂边，看着远处一个农人正把几筐红薯倒进猪圈里。
那红薯个头不大，带着泥，但个个饱满，猪拱着吃得欢快。
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，然后走到一个正在地里翻土的老汉身边，蹲下来，问了一句：“老伯，你们用红薯喂猪？”
老汉直起腰来，看了他一眼，像是没明白这个问题有什么好问的：
“是啊。红薯收得多，吃不完。人吃、猪吃、晒干了冬天煮粥喝。这玩意儿不挑地，种下去不怎么管也长得好。别说喂猪了，有些地方还拿红薯酿酒呢。”
崔世基蹲在田埂上，半晌没说话。
他想起朝鲜的乡下，想起那些在山坡上种着稀薄谷物的农田，想起那些饿着肚子过冬的百姓，想起小时候母亲把仅有的半碗粥分成三份，自己却只喝汤水的样子。
他想起自己的国家。
那些贫瘠的山坡、那些年年歉收的梯田、那些在荒年里啃树皮的人。
他忽然觉得鼻子发酸，眼眶一热，有什么东西涌了上来。
他赶紧站起来，背过身去，假装在看远处的地平线。
但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出来，顺着脸颊淌下去，滴在衣襟上，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。
他没有擦，只是那么站了一会儿。风从田野上吹过来，带着新翻泥土的气息和远处炊烟的味道。
“崔大人，您怎么了？”年轻译官走过来问道。
“没事。”崔世基抬起袖子擦了擦眼角，“风大，迷了眼。”
译官没有追问，但他看到崔世基脸上那道没有完全擦干的泪痕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又低下头去整理自己的行囊。
崔世基重新上了马，继续往前走。
他的耳边还响着那老汉的话。
“红薯收得多，吃不完”，
那可是粮食啊！就这么拿来喂猪了？
而朝鲜呢？朝鲜连年欠收，百姓们连红薯都吃不上，红薯的秧苗、藤蔓，在荒年都有人揪下来煮汤喝。
他想起自己上次来大明时，看到的是繁华的街道和高大的城楼，而这一次，他只是看到农人用红薯喂猪，就已经承受不住了。